甘当农民健康卫士

崇仁县卫生防疫站站长 裴森茂
（二00四年六月八日）

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同仁、亲爱的同学们：大家好！
    我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：甘当农民健康卫士。
    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可以说，从孩提时代起，我就耳闻目睹了农村里缺医少药，农民有病难医、因病致穷的种种苦衷。1982年我从医学院校毕业后，就毅然来到崇仁县白路乡卫生院工作，实现了到农村，当一名医生的童年梦想！我所在的乡又穷又偏，在这里当医生有两个特点：一是不分科，什么病都得看，二是出诊多，有时出诊看一个病人，背着药箱来回要走几十里路。对我感触最深的一件住事是：87年有一位，年过七旬的山村老妈，不停地“哼着”，由一位老汉用“鸡公车”推来卫生院就诊。车旁站着他们的唯一孙子，老汉对我说：“老伴肚子痛、呕吐，三天没吃东西，在大队卫生所看过，吃药打针没有用，现在还有烧。”我问清病史仔细体检后，告诉老汉：“老妈患的是化脓型阑尾炎，病很重，必须立即送县医院手术才行”。可老妈说什么也不肯转院，并痛苦地流着眼泪断断续续说：“医生，难为你们了，我们家很穷，儿子儿媳不在家，都外出打工去了，家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走不了啊！”又说：“反正我这把年纪，死也死得，死也就死在乡下，别送我去城里死”。老人的孙子不停地抹着眼泪，哭着对我说：“医生叔叔，救救我奶奶吧！”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我再次深深体会到农民的纯朴和有病缺医的痛苦；体会到在农村当医生的苦恼与无奈。我们的农民前辈因为农村医疗条件差，因为家里穷，就是这样不得不用“命”与病魔抗争的。在病人和家属坚持就地治疗、宁死不肯转院的再三请求下，我只好带领全院同志齐心协力，因陋就简，对老妈就地进行手术。我们用长条桌代替手术床；用日光灯、手电筒代替无影灯；用沙布、引流管和大注射器代替吸引机；用输卵管结扎包代替下腹手术包。我们就是在这样用简陋、原始的条件下，为老妈做了阑尾炎切除术。手术成功了，十天后病人康复出院。类似这样的情况，在农村经常碰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真叫人担心，但也确实，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所以我真希望农民尽快富起来，农村的医疗条件尽快好起来！
    1989年，我被组织上选调到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，任业务站长。尽管工作的地点变了、单位变了，但服务的对象，大部分还是农民群众。在计生站的6年里，我足迹踏遍了全县所有的乡镇，施行计生手术万例无事故。记不清有多少次吃住在村里、工作到天亮；有多少次既为农村妇女做了结扎手术，又为她们免费做了卵巢囊肿摘除手术。
    1994年11月17日，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，服从组织安排，上任崇仁县卫生防疫站站长。当时站里的财务帐上几乎是零，水电费都几个月没付帐，集资建房工程没有验收，就被干部职工全部抢占，大家人心涣散。面对这举步为艰的工作局面，我迎难而上，和大家一起座谈研究，公正、公平地解决了久拖不决的住房问题。1995年又制定和实施了全新的卫生防疫工作改革方案，使当年卫生防疫工作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双获丰收，全面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，一举甩掉了落后“帽子”。在上级的支持和大家的努力下，我县在95年基本消灭了疟疾，97年基本消灭了碘缺乏病，98年基本消灭了麻疯病，99年基本消灭了丝虫病。说心里话，这些成绩的取得，确实来之不易！需要克服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。
    卫生防疫工作，承担着繁重的公共卫生任务。比如，儿童计划免疫工作，事关子孙后代的健康，涉及千家万户的安宁，来不得半点懈怠。为此，我常和同事们一起下乡，跋山涉水，走村串户。有一次，我到张坊乡检查督导儿童计免工作，发现有一个座落在海拔近3000米高的小山村，多年来没有准确的儿童接种资料可查，因山高路远，十多年没有上级防疫人员去过，存在漏卡漏种的隐患，于是，我坚持走了5个多小时、近百里的山路，难走的地方要手脚并用，到了这个村检查，对漏种的儿童进行了补种。这些年来，为了做好儿童计免工作，我几乎走遍了全县，所有偏僻的小山村，送去的是为老百姓防疫防病的疫苗和药品，留下的是我们跋涉的脚窝和汗水。由于我们长期坚持规范管理，我县的计划免疫工作，多次受到上级专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库尔博士的高度赞扬。1997年我县被评为全国计划免疫先进集体，2001年我县再次荣获“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先进单位”称号，我撰写的论文《崇仁县实施儿童计划免疫保偿制的做法与效果》被中国计划免疫杂志刊用。我们的这些成绩，是用双脚走出来的，是用真情和汗水换来的。
    我是干临床过来的，深知当临床医生的责任很大，往往一个差错可能闹出一条人命。自我干上卫生防疫工作后，就发现公卫医生的责任更大。因为防疫工作中的差错或疏忽，危及的不仅是“个体”的生命，而是整个“群体”的安危，我深知自己的责任比泰山还重。在去年春夏突如其来的“非典”疫情面前，卫生防疫工作再一次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。我县共有7万多人在广州、北京等外地打工，“非典”防治工作任务非常艰巨。在那几十个日日夜夜里，我几乎没有上下班的概念，不分白天黑夜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在疫情筛查的最前沿。去年4月下旬，我县马鞍镇几十名中小学生，相继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、咳嗽等症状，我和机动队同志连续几天在当地处理、排查疫情。这时，又接到县医院的紧急报告：一名来自广东疫区的返乡人员，出现发热、咳嗽等症状，体检白细胞正常、右肺阴影，县医院初步诊断为“非典”疑似病例。倾刻间，县城大街小巷谈“非”色变，人人恐慌不安。疫情就是命令，我立即赶回县城，率疫情应急处理机动队“全副武装”进入SARS病房，对病人及家属进行翔实的流行病学调查、体检。然后，又与SARS病房专家一起讨论、分析该患者的流调、体检资料，大家一致决定，暂不以“非典”疑似病例向上报告，作为“非典”留观病例、支气管肺炎病例，隔离治疗、密切观察，同时请市专家组速来会诊。最后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上级专家组的充分肯定和赞扬。崇仁来了“非典”的传言很快被平息，安定了人心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。去年，我站被评为全市防“非典”先进集体。
    人生中有得就有失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我长期担任基层单位负责人，很少顾及自己的小家。我爱人长年在乡镇工作，孩子是外婆带大的，上学以后就是脖子上挂着钥匙，自己进出家门的“流浪儿”。记得2000年10月的一个晚上，孩子在外婆家住，晚上开始发烧，我和妻子一起赶去，测量体温39℃，刚给孩子吃药、打针，我的电话响了，是一位县医院领导打来的，说：六家桥乡中学有11名在校学生，晚饭后不久出现腹痛、呕吐、呼吸困难而急诊入院…。我一听，就知道这是一起严重的“校园食物中毒”事件，必须立即开展中毒调查处理。挂了电话，我要妻子照顾好小孩，便匆匆地赶往医院和学校，处理学生中毒事件。这些年来，类似的情况经常碰到。扪心自问，我对家人的亏欠确实太多，但聊以自慰的是，在为农民健康服务的工作中，我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。
岁月如歌，弹指一挥间，二十多年过去了。回首以往，不管自己在哪个工作岗位上，始终坚持一步一个脚印，为广大群众的健康事业，做了自己想做的，做了自己能做的，做了自己该做的。今后，我将继续努力，为农民健康事业勤奋工作。
    谢谢大家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