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农民健康服务是我最大的心愿

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　易为民
（二00四年六月八日）

各位领导、老师、同学们：

    大家好！

    今天我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：为农民健康服务是我最大的心愿。

    我１９６１年考取江西医学院，五年寒窗，毕业了，先分到县医院，没几个月，开始了文化大革命，把我分到丰城市杜市乡卫生院。杜市卫生院不算小，有职工40人，我很高兴，我觉得完全有条件当好一名医生，完全能为农民办些实事。就在我准备在乡卫生院好好干的时候，我又被下放到更远、更偏僻的苟苈大队，当了名赤脚医生。那里不通车，全靠两只脚，农民看病很不方便。有几件事触动了我：有一次，一位农民头皮破裂伤及血管，我刚毕业，不知道怎样缝合、结扎。血流如注，我心惊胆颤，只好找来一块纱布压着伤口，陪着这位农民步行了40多里地，到县医院清创缝合。又一件事，村里一位农民因疝嵌顿找不到车，病情危重，好不容易拦住一辆拖拉机，送到乡，送到县，手术是做了，病人却因肠坏死感染性休克，死了。沉痛的事实让我下决心进修外科，在进修的日子里，半年时间我睡在手术室的值班房里，扫地、生火取暖，当洗手护士、助手，只要有急诊手术我都上，节假日都主动当班，只想多学点技术好为农民看好病。70年我被任命杜市乡卫生院院长。这是我第一次当院长。那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院长，我服务的对象统统是农民。

    卫生院有房子、有人，却没有病人。每天的门诊量不足10人，常年累月病房里只有一两个病人住院，门庭冷落，人心涣散。我是杜市乡卫生院第一个本科生，全院职工都看着我。我只是工作两年的医生，怎样把这帮人的心聚在一起呢？怎样赢得病人的信任呢？

    以身作则，带好头，要别人干，自己先干起，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。有一天，我被叫去出诊，是位妇女，大出血，面色苍白。我认真检查，确诊是不完全流产。要送到县医院没有汽车，要输血没有设备，生命危在旦夕。在大医院这种手术只是举手之劳，在卫生院却是棘手的难题。救人要紧，我叮嘱家属迅速把病人抬到卫生院输液，自己骑上卫生院仅有的一辆自行车到10里外的中心卫生院借刮宫器材，半小时我就赶了回来，消毒、刮宫，血止住了，病人转危为安。这是我从医以来第一次手术。又一次，抬来一个肠梗阻的病人，血压都测不到，如果往县医院送，我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。但是，我知道，没有车就这样抬去的话就很有可能死在路上。怎么办？还是冒险救人！打开腹腔，肠子扭转，大部分坏死、发臭，肠切除、吻合，又一个病人起死回生。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零点起步，白手起家，真是一段艰苦的日子。没有供应室，我进城买高压消毒锅，没有手术护士、没有麻醉师、没有护理员，都得自己上，一切工作全是我“一条龙”服务。洗器械、打包、消毒、麻醉、术后护理，连静脉注射都是自己动手。手术器械是我背回来的，敷料药品是我买回来的，像小鸟做窝一样，一点一点的往医院含。就这样，我用自己学来的技术，用以身作则的精神，用无声的语言把全院40多名职工紧紧地团结在一起。慢慢地，杜市乡卫生院病人多了，住院病人大都保持在50人左右，胃切除、剖宫产、肠切除都可以开展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往事历历在目。我回顾这一段历史，只是说，在农村，在条件艰苦的地方，还是可以为农民服好务的。　

    １９７３年，我调回县医院。领导对我说：“在县医院干外科吧！这里病人多。”我觉得这话在理，又从住院医生干起，这是我第二次当住院医生。两年后，被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。当年百万人口的丰城县城，妇产科挂靠在外科，县医院决定增设妇产科，面对广大农村妇女，谁来白手起家，挑起这副重担呢？领导找我：“你干吧！”我当时也是有想法的，但是作为医生，个人的愿望只能服从病人的需要。妇产科又累又苦，风险又大，别人不愿干，也许就能做出一点成绩来。
就这样，我又成了一名妇产科的新兵。接生、剖宫产、宫外孕、子宫肌瘤手术。手术做多了，发现剖宫产都通过腹腔进行，手术时间长，感染机会多，术后肠道功能减弱，营养补充全靠输液给药，增加了病人的痛苦，更是增加了病人的经济负担。到我这儿来生孩子的妇女95%都来自农村。能不能改变术式，简单一点，为病人减轻负担？我查资料、翻文献、找专家咨询。几经努力，我终于创新了一种新术式：“腹膜外层次分离剖宫产”，从1974年到1981年7年内，我完成了25例手术。1981年，我到省城宣读了论文，被同行专家认可。路子对了，我胆子更大了，到1987年底，我成功地完成了500例手术。这种新技术获得国家卫生部现代医学科技成果乙等奖，江西省科学进步一等奖。1987年，我被国务院授予“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”。当时包括北京、天津、广州、武汉在内的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家大中医院邀请我作示范表演，受到了同行的肯定。有的人问，你一个县级医院的医生还能搞科研？确确实实，那个时候条件又不好，要得到就必然有更多的付出。那几年我的妻子病了，弟弟病情恶化了，老母亲累倒了，我却没有时间去做一个好丈夫、好儿子，好兄长。我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倾注在生我育我的农民兄弟治病上，在丰城县医院妇产科干了13年，使妇产科从零发展到拥有50张床位的科室。１９８４年，我被任命为丰城县医院副院长，这是我第二次当院长。我面对的仍然是朴实而又贫穷的农民。1987年我调进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，那一年我４６岁。

    来到省城，来到综合性教学医院里工作，环境变了，服务对象没有变，医院住院门诊病人60%以上是农民。有一次，妇产科来了一位患子宫脱垂的农村病人，由于无钱医治，外露的子宫颈已经糜烂，身上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腥臭味，连患者的亲人都不愿靠近。我主动接治了这位病人，每天帮病人擦洗换药，手术，使病人在短时间内康复出院。还有一个病人从县到市，从市到省，花钱不少，通过关系找到我，其实他的病很简单，我开了不到10块钱的药，他回去以后，不相信，不敢吃，找了县医院的主任，县医院的主任也觉得奇怪，他就问，这是谁给你开的药，那个病人讲是易院长给他开的，因为我是这位主任的老师，他告诉病人要相信我，最后吃了药，好了，病人非常感谢。为农民少花钱治好病，是我们应该做的事，农民赚一点钱不容易。

    2000年3月，我接治了一位26岁患卵巢癌的病人，贫困交加的年轻农妇已无力支付医药费，丈夫见是患了绝症，扔下50元钱再也不管了。我知道后，和全科同志一起为病友捐款，病人感激地说：“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医生哟！又救命又出钱”,家属也回来了。我觉得这不是捐几十块钱的事，而是要让贫困的病人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、人间的真情。

    经常听到病人家属这样说，走进妇产科，犹如回娘家。既然是娘家，那就是亲人，就不应该收“红包”。但是“红包”、“回扣”这些不正之风是一种社会现象，病人是一种特殊人群，有的还处在贫困线之下，这些问题很容易引起社会反响。正人先正己，我任妇产科主任、党支部书记的时候，就在大会上公开讲：农民赚点钱不容易，他们用卖猪卖牛的钱来医院看病，我们再收“红包”，是让人家雪上加霜；我是不收红包的，希望大家监督我，也希望大家都不收，希望大家都把“廉洁行医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有一次，一位输卵管吻合术后的农村患者为了感谢我，出院当天中午下班时尾随我进了家，丢下装着400元钱的信封转身就走了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想方设法找到病人家里，终于将“红包”退回。有人说“红包”是老鼠药，“回扣”也是老鼠药，我在病房，常常看医嘱，看看谁会开昂贵的药，只要有，我就要问个一清二楚，说不清道不明的，重新开过。在大家的努力下，妇产科这些年总体医德医风比较正，也获得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，先后获得许多荣誉称号：全国青年文明号、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集体、全国创文明行业工作先进单位、全国职业道德建设十佳班组、省学雷锋先进集体、省直工委“先进党支部”，等等。

    1994年，我任一附院副院长，1997年任一附院院长。当一附院的院长不象乡卫生院、县医院的院长好当，那个时候可以通过苦干、实干凝聚人心。如果说那时是老黄牛的话，这次我就应该是领头羊。因为我这次管理的是一所在江西这个贫困老区的最大医院：床位935张，临床科室24个，年门诊量46.7万余人次，出院病人1.96万余人次。尽管最大，却只有一栋医疗楼，病人拥挤不堪，每天都是加床。外科有100张床位，从走廊加到厕所，加床率达到30%。有些小科室加床率竟达到50%，远到而来的农民要等几天才能住院，住院后又要等几天才能手术。怎么办？还得从改革入手：成本核算，节源开流，把医院发展放在首位。

    当时大家对我有些怀疑，我当时有一个绰号：农民院长，意思是说象农民一样“小家子气”。我承认，我确实小家子气，我心里有数，我想建一个较为现代化的园林式医院，农民也能看得起病。从１９９７年开始，先后盖了门诊大楼、外科大楼、感染大楼、肿瘤大楼、内科大楼，基建花了２个多亿，国家给了２８００万。在新的环境里，处在一个新的岗位上，我最先考虑的还是农民兄弟。每次医院建大楼汇报图纸时我最关心的是农民，６个人一间的病房多少钱一天，４个人一间多少钱。要现代化，要超前，但不能忘了贫困百姓，不能忘了老区的农民。有人笑我满脑子“农民意识”，我没有更多的解释，我心里始终在想，大手笔、大文章不是靠大手大脚做出来的，而是靠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干出来的。这几年我们还投资１个多亿，购买了一批大型现代化诊疗设备。

    建立起外科大楼，开放床位620张，手术室25间，手术室可同时容纳30台手术，手术难的瓶颈问题得到了缓解；现代化的感染大楼多次得到国内知名专家的称赞和好评：其设备、设施都是全国一流的。尽管开放床位是１００张，由于江西肝炎病人多，经常是“爆满”，病人住院还常常要排队；肿瘤大楼２００张病床，其设计装备都是一流的；内科大楼开放床位650张，全院病床增加到１６００张。建起了一个农民兄弟住得起的花园式医院，农民来住院不要等了，外地农民住院第三、四天就可以开刀。医疗用房的扩大，病人的增加，我院年收入从1997年的9600万增加到４亿元，年平均经济增长幅度超过20%。固定资产从1997年的6739万元，增加到了４个多亿。新华社内参写了一篇文章：江医一附院悄然进入全国四十强，江西日报写了一篇通讯：这里的变化静悄悄。讲述了我们医院这些年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干事业的发展情况。

    医院发展了，但农民病不起，老百姓“看不起病”的呼声始终响在我的耳边，不能把医院的发展建立在多收费、乱收费、滥收费上。1997年做B超检查，肝脏是20元/个，2003年仍然是20元/个，肌肉注射1.5元/人，5年后还是1.5元/人。为了降低病人医疗费用，一是全院医务人员坚决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，减轻病人的负担。二是严格规定全院医生坚持合理用药、合理检查。能用一般药物的决不用昂贵药物，能用一般仪器检查的决不用高档仪器检查，不该收的钱一分也不能收，用每天连台手术的方法来加速病床周转，缩短病人住院天数，减轻医疗费用。对开大处方歪风，用严格的纪律和制度去制止、杜绝。每个科室都制定出药费比例的指标，超过指标，按比例扣除当月奖金。有一个科室连续两个月药费收入超出42%的规定，医院扣除了该科室的奖金。2002年医院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较1997年下降10.5%，药费低了，看病便宜一些了，信誉上去了，一附院门诊量和住院病人日益增多，全院床位使用率长年是95%—115%之间，年平均床位使用率超过100％，一直处在饱和状态运转。一位记者采访时问我有什么诀窍，我诚恳地说：“学习先进，接轨先进，面向全省，不忘农民。”

    医院发展了，条件改善了，全院绝大部分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人员都乔迁了新居，搬进了三居室或两居室。过去连硕士都不想留的地方，现在已有归国留学人员１０人，博士１７人，硕士１１７人。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周博士是湖北人，分配在上海第九医院，听说一附院改革好，病人多，技术强，便携家眷一起调到一附院，有人开玩笑地问：“怎么水倒流了？”周博士笑着回答：“这里生态环境好！”

    我一生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好医生。我几十年来，一直实践着这个愿望，尽管党和政府给了我许许多多的荣誉、地位、权力，但我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我的病人，我的农民兄弟、父老乡亲。在北京领白求恩奖章期间，有的记者问我，为什么你不管在哪里，在哪个岗位上，心中都一直放着农民呢？为什么大家称你为农民院长？是不是你有什么农民情结？我这样回答他，我说，在中国，在江西这样一个农业大省，在这样一所60%以上住院病人是农民的医院，心中不放农民，放什么呢？我乐意接受“农民院长”这个称号。我愿意当一匹老黄牛，不用扬鞭自奋蹄。一辈子为农民健康服务是我最大的心愿。

    谢谢大家！